正午的太阳毒辣辣地晒在柏油路上，蒸腾起一股热气，混着路边大排档飘来的猪油香、海鲜摊的咸腥味，还有不知哪家理发店飘出的廉价发胶味，扑在脸上又闷又腻。林宸跟在黄彪身后，警靴踩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，时不时要避开路边摊贩伸出来的煤炉或木架——卖鱼蛋的阿婆把铁皮桶炉子摆在路沿，热气裹着咖喱香往人脸上扑；修鞋的师傅蹲在墙角，面前的木箱上摆着几排钉子和胶水；还有穿得花里胡哨的小贩，背着竹筐叫卖“钵仔糕”，声音尖利地穿透嘈杂的人群。
“让让！让让！”黄彪不耐烦地拨开挡路的行人，手里的警棍随意地敲着路边的铁皮桶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像是在宣示某种特权。路人大多会下意识地往旁边躲，眼神里带着几分畏惧——在1974年的旺角，穿警服的人不一定是“保护者”，更可能是“麻烦的一部分”。
林宸的目光却被街角的一幕吸引了。
那是个卖报纸的小摊，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背有点驼，手里攥着一叠《明报》，正低着头跟两个穿花衬衫的年轻人说话。那两个年轻人看着不过二十出头，头发烫得像鸡窝，领口敞着，露出胸口的青龙纹身，其中一个嘴里叼着烟，手指在报纸摊上敲着：“阿叔，这个月的数，该交了吧？”
“靓仔，再宽几天，这几天生意不好……”摊主的声音带着哀求，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，“你看这报纸卖不了几份，实在凑不出钱……”
“生意不好？”另一个花衬衫年轻人冷笑一声，伸手抓起一叠报纸，往地上一摔，报纸散落一地，被路过的行人踩得满是脚印，“生意不好还敢摆摊？信不信我把你这摊子掀了？”
摊主急得快哭了，蹲下去想捡地上的报纸，却被花衬衫一脚踩住手背：“捡什么捡？先把钱交了再说！”
周围的行人都远远地看着，没人敢上前，甚至没人敢多停留——这种“收数”的场景，在旺角的街头每天都在上演，谁都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“义群”的小弟，而“义群”在旺角的势力，连警察都要让三分。
林宸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警棍，脚步微微往前挪了挪，想上前阻止。可他刚动了一下，黄彪就伸手按住了他的胳膊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别动。”
“彪哥，他们在欺负人……”林宸皱着眉，声音里带着不解。他前世接受的教育里，警察的职责是保护平民，可眼前的黄彪，却像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